看不見的老年抑郁寒流

陳慧娣六十多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些。她笑容可掬，燙過的頭發堆在肩上，戴著一頂俏皮的帽子這張照片是她的家人為了尋找她，發布在網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兒后來看到了她在江邊的監控錄像。那身影是很著急、很著急的，打了車，到了江邊拼命地跑，頭也不回。她的丈夫齊志明回憶。他快八十歲了，近幾個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里。他重復最多的是：想不通。
與丈夫相伴到老，身邊有女兒、女婿和外孫，生命最后一段時間，陳慧娣卻頻繁地說很難受，不想活。齊志明說，妻子十年前便確診抑郁癥，近幾年，在他的注視之下，她的病情日益嚴重。在更換抗抑郁藥品的檔口上，陳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領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動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癥的經歷，他們是沉默的。但實際上，老年人是面對抑郁癥最脆弱的人群。
國內幾家精神健康醫療機構2019年聯合公布了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按照較嚴格的抑郁障礙標準，患病率最高的年齡段是50-64歲，患病比例為4.1%，第二高的是65歲及以上的年齡段，為3.8%。
還有更多中國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癥狀的困擾，人們窺見的只是冰山一角。

烏云籠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后，齊志明想，早知如此，無論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兒說，這是防不勝防的，這樣老人會很受罪。
齊志明將信將疑。有的事，他沒有機會再問妻子了，現在也無法對女兒開口，顯得他要責怪女兒；可是，如果不說，又在心里揮之不去。
在齊志明的印象里，從年輕時候開始，陳慧娣就很容易緊張，婚后，她一直做家庭主婦，屬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較緊的人；后來，女兒生了孩子，兩人一起接送外孫，那個孩子在身邊蹦蹦跳跳，稍微一閃，幾秒鐘離開了視線，妻子的臉瞬間變了顏色。這畫面在齊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憶，五十多歲的時候，陳慧娣開始有了固執的疑病癥。
陳慧娣覺得自己尿道感染，頻繁去醫院檢查，卻查不出什么。她還說自己疼，渾身疼。后來齊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里的醫院，一次在門診的時候，有病友推薦他們去試一試精神科。她的病隨即被診斷為抑郁癥的肢體癥狀。
醫生開了一劑藥，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后十年間，陳慧娣還不時地去檢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腫瘤，反而沒什么，動切除手術的前后，一點也沒有鬧。只是近兩年，陳慧娣說，吃這個精神類藥物讓自己心亂。
她對丈夫說過幾次，自己想死。
齊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還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么時候想死，我陪你去。我們年輕時就約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殺，這很不好啊。我們還有孩子、孫輩。你這么搞，我們怎么做？不行，絕對不可以。他又對她說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幾天，終于拜托醫生換了有副作用的藥，開始吃新藥，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里人把她找回來，坐下吃飯。齊志明完全服了軟，傾訴了對她的感情。他記得，她也是有回應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監控視頻里，她又跑得那么快，像是很決絕的樣子。
鄭華也經歷過四處尋找家人的苦難。那是她的母親，那天，他也散發了很多尋找母親的信息，到處看監控。傍晚，小區里與母親一起跳廣場舞的阿姨給他打電話，讓他過去。他感到，有一個猜測在心里逐漸著地。
他的母親許淑英也離開得那么堅決，把自己反鎖在停車場一側的一個密室里。小區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組織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發現了這個地方，進而發現遺體。
鄭華的父親是因癌癥過世的。母親五十多歲的時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顧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較傷心。這一段時間，她也開始去醫院查一些不知道從哪里來的毛病局部地區疼痛、身上哪里有脹氣、頭暈。
她有一回在小區里，帶著鄭華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漸變了一個人。
鄭華說，媽媽原本非常外向，發病后，變得膽小、不肯出門、不愿意打開手機。
這時候，唯一能說動許淑英出門的由頭是去看病。鄭華說，母親一生經歷很多事，是比較強勢的個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會對醫生反復說求求你，像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醫生囑咐鄭華，要找人陪著許淑英，防她想不開，但許淑英不愿意主動和人說話。因為整夜睡不好覺，她的身體也變得虛弱。所以，后來只能找一些老家的親戚出來，輪番在家里照顧她。
發病是周期性的，多數在春天，一發兩三個月。最嚴重時，鄭華半夜里經常聽到母親爬起來，在關著燈的客廳里來回走，熬過一夜。

無法表達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鄭華遵從醫生指導，試圖在家營造一些快樂的氛圍。比如，他們夫妻倆晚上逗孩子玩，會故意笑得比較響。但發病的母親看上去沒有任何反應。
他說，自己也不能對母親傾吐遇到的苦惱，只能強挨著，時不時地嘗試和她交流。媽媽。他對她說，抑郁癥是一個病，堅持吃藥，（發病的）時間很快會過去的。家里還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沒有你。母親對這些話，似乎也沒有什么反應。
在疾病中，她只會反復念叨：我現在的腦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講話的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她說，自己已經很多天沒有睡好覺了，感到身體很脹，很疼。
到了恢復階段，她逐漸能睡著了。去參加家族聚會的時候，她的兄弟姐妹們會提醒她：要注意吃藥哎，要聽醫生的話哎，你發病的時候都不認識（搭理）我們了。許淑英不接這種話，更不主動提起；旁人問些問題，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記了一般。
沒犯病時，她能組織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廣場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發病，許淑英一早跑出去，尋了短見。那天是非常、非常難受的。鄭華回憶，家里的親戚都從老家趕來了，有的親戚還沖我吼。更多人問的則是：是家里遇到什么問題嗎，是媳婦和婆婆吵架了嗎？
往后的一段時間，鄭華總準備著很多母親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預備給親戚們看，他想證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顧她，不和她談心。
家里有一個人患抑郁癥，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鄭華反復地自白。
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問題有十個年頭，同時給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詢。
姜楠說，老年人的世界并沒有那么好進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輕一些的社工想和他們說話，會遇上一些壁壘：身體開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議，聽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輩倡導的科學。和其他年齡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見，也有其他年齡段的人不容易進入的社會結構。比如，社區里想組織一些能活躍身心的活動，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說話有分量的人去組織，社工只能從中協調。但是老年人在參與活動之后，退出的相對會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癥患者發病的誘因是家庭失和，與子女關系緊張，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華人重視家庭的氣氛之下，子女會把老人當做孩子照顧起來，要為他們的病負責。
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子女會向老人灌輸自己對抑郁癥的認識，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況嚴重，第一要引導老人去就醫，如果需要藥物治療要遵循醫囑；平時更倡導鼓勵他們走出門，感受不同的樂趣，讓有抑郁傾向的人有動力改變。
即便是同齡伴侶之間的溝通，也可能隔著一堵墻。齊志明記得，從前，自己的妻子時不時說自己一晚沒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見她睡了五六個小時他會把她的睡相拍下來，放給她看。
陳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復。齊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開老年心門
在對往事漫無邊際的追問之中，齊志明感到，自己才應該患上抑郁癥。他對妻子的回憶是矛盾的，一時想起她在小區里其實比自己更活躍，遇到誰都熟悉，對誰都打招呼，不像自己總是待在家，哪里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對他提的都不多，估計她知覺到了丈夫嫌煩；更多的時候，她只是打電話向自己的姐妹傾訴。
讓老年人逐漸打開內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姜楠說，在新加坡做相關的社會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區送溫暖似的笨辦法：在社區里邀請不愿出門的老年人參加活動，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平常對他關心，比如送老人喜歡的食物、上門打掃衛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詢的老年人會主動給姜楠打電話有的傾訴日常的愁煩，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說自己軀體層面的癥狀。有一些人是在診所看病時，被推薦給她打電話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說自己的父母親變得過于暴力，無法溝通，想通過心理咨詢的方式解決問題。
還有些人，是社區篩查出有抑郁癥狀的獨居老人。有些老人會在社區的反復關心下走出家門，但也有的巋然不動；有的老人參加幾次咨詢，就不繼續來了。姜楠坦言，失敗是常見的。
與她談話的老年人中，約一半的人有抑郁癥狀。她可能會發現一些明顯的生活際遇上的誘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層面的變化，比如女性到了絕經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惡化以及藥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國家工作過，提到好幾種誘發抑郁癥的常見社會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績很好的人退休之后，猛然失去了權力、社會資源，會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變成了社會的負擔；或者是家庭出了問題，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與小輩失和爭吵；或者在社會變化之中，三觀動蕩又無可解釋，變得憤怒，溢出戾氣。
純粹聽老年人傾訴苦惱，有可能并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薦的一種心理治療模式是懷舊治療法，即鼓勵老人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這是較易于在社區開展的療法。
美國長期護理監督員項目（Long-TermCareOmbudsmanProgram）是一個由政府授權的志愿者項目，幫助老年人選擇、監督養老院。該項目的官網總結道，懷舊治療可以幫助老人重新自我定義，而不是一開口就談自己的身體缺陷；老人由于身體條件變差，可能正經歷自尊心受挫，懷舊治療可以幫他們重拾自尊心；通過回憶過去，老人也能在別人的幫助下，修復一些隱隱作痛的舊傷。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個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干部，他也情緒不好。李霞最近看國際局勢變動，就問他，怎么會是這樣呢？能不能寫一寫自己的看法，讓醫生了解下？
病人認真寫了，分析了一遍新聞里的外國人，某甲是這樣的，某乙是那樣的；寫完又非常沮喪，循著抑郁癥的慣性，說自己寫得不好。但是，他愿意和醫生一直這么筆談。
這樣的醫生與病人的關系，李霞認為，應該是平等的，當然不可能仰望著病人，但也不會把他們當小孩般照顧，還是要像兩個成年人一樣，互相尊重，而當他們說，感到生活沒有希望、自己不會好了、永遠都要如此……這是他們的真實感受，是要傾聽的。
這也包括疑病癥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個病人，總是覺得自己腰間有一種勒緊的感覺檢查不出什么，但是，病人訴說，有一天拿著手機，給人看核酸檢測結果，不知為什么，顯示不出來。病人怒了。他對醫生回憶：我一生氣，就感覺那根帶子勒得我好緊、好緊的！
他被一根情緒的帶子勒住，體會到的是一種真實的氣憤。

面對陰翳之處
對于一些困在情緒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團亂麻，有的牽著煙霧重重的過去是難以面對，不可改變的過去。
出于心理咨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調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態度蠻橫的老人，姜楠會選擇直說：如果你一直保持這樣的抵觸態度，別人都會覺得難受。別人對你不好，你也感覺不好。這是一個惡循環。要想有積極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積極向上的態度。
有一個老人，他用自己的錢，買了一大堆不便宜的電子產品，站在路邊塞給過往的行人，仿佛一種行為藝術，意思是錢哪怕被大風刮走，也不留給兒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邊喊叫，對世界陳說著，兒子媳婦都不孝順，這種生活無法繼續下去結果，居委會還是找老人的兒子來管。老人把家門鎖了，在屋里砸東西、丟東西。兒子帶警察破門而入，把他送進了上海精神衛生中心。
他是一個鰥夫，和兒子一家關系失和，他又不擅長照顧自己，苦撐著獨居在老房子里。送入醫院時，老人的營養狀態很不好，還有其他疾病，終于在精神病專科醫院的病房里，他掛上了營養液和消炎藥，醫生也使用了一些鎮靜類藥物。
抽絲剝繭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后，我們為他搞過家庭訪談。李霞說。剛開始，在一條沙發上，老人坐在一端，頭別過去，兒子坐在另一端，頭別過去，很尷尬。
說來說去，兒子想送父親去養老院。老人不想離開老房子，但是，站在兒子的立場上，老人的大腦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給自己做飯，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說，還要有人監督老人吃藥。老人逐漸失去自理能力，但兒子、媳婦都要上班，可能顧不過來。
這原來是生活里一道難解的題，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惱的事，但令人遺憾的是，老人出現了抑郁癥的癥狀，小輩們還可能有額外的社會負擔，比如被左鄰右舍視為漠視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訪談到最后，老人妥協了，去養老院。李霞聽說，現在他過得不錯，在養老機構里當上了類似老年隊長。
生活仿佛激流，洶涌而去，那些矛盾與沖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頑石，是不會被輕易沖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歲了。他對記者回憶，第一次被診斷為抑郁癥，是五十多歲。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師，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從體制內出走，創辦公司后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時候擺過地攤。
二三十年過去了。他近些年又偶爾發病，一部分是被久遠的愧疚感纏繞著，孟和心里想，自己要是沒有離開體制，退休金該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來自外界的慰藉并沒那么易于獲得。老人之間的關系有一種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過中學同學微信群，和大學同學微信群，現在全退群了。他說，中學群里有幾個成功過的人，話里話外地顯擺，總是他們在說，普普通通的大多數沉默著。孟和的大學同學們見識更廣一些，各自經歷不同，線上線下，無休止地辯論社會時事。對于同樣的一樁舊事，他們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漸與他們疏遠了。
他還會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來，想起那失敗的一躍，感到自己對不起家人，也有人對不起他。于是，他還要回到當初的錯愕之中，想說一句，我沒有做錯什么。
孟和說，他近些年在學習的是：接受不可改變之事。
他有時候很羨慕一些年輕人，他們還有機會早些領教這些生活的道理。對于他來說，看太少了，太晚了。

與死亡念頭搏斗
七十多歲之后，孟和又幾次爆發了抑郁癥，大約兩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時候，腦袋里全是負面的想法。有時候，思緒的引線是做了個夢，夢到了一個過去的人，然后，他憑空找回了從前他們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繼而是難言的恐懼和焦慮抑郁中的人，思維能力低下。孟和腦中放著個灰暗的、不合邏輯的、慢鏡頭的電影。
現實中的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開著電視，但不看。幾個月后，他又逐漸好轉。
孟和一直在進行藥物治療，吃久了藥，對它們都很熟。藥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監控著自己的情緒。
李霞形容，抑郁癥和高血壓一樣，只是一個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壓從哪里來？也是沒有（明確）答案的。
根據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壓或抑郁癥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遺傳史的，到了比較脆弱的年齡，更需要注意。而無論稟賦怎么樣，都應當早預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狀態好一點的時候，可以自己對抗一度在心里扎根的負面念頭。
有一個老人來看李霞的門診，申訴兒媳對自己不好，想到兒媳就生氣。經過治療，他后來又說，兒媳只是不會說話。你看，她還給我買過一件衣服的。
一旦進入較為嚴重的抑郁癥階段，那扇心門的背后是自殺的念頭，而且更難打開。有一些自殺傾向明顯的老人住進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惱如何獲取他們的信任。接受采訪時，她首先想到的是那個老太太吞下過輸液用的塑料小件，還把被單撕成過一條一條的。等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開始干這些事。
醫生問她為什么要這樣，老人說吃著玩的。面對這樣的病人，李霞也會感到無力：怎么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連一句實話都不說，想死也不告訴你。
她說，到了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簡單。他們想的是，告訴別人，他們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嗎？
那是幾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來找李霞復診，病情變得比較穩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過對一些醫院的觀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愿意出院的問題，醫院里條件齊全，醫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漸被經營成養老院一般，醫護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護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屬。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療的那個時候，他們思考如何求死。幾位家屬則在爭論。比如，老人的一個孩子想送入院，另一個從國外趕回來，把家人和醫生都罵一頓，說國內的兄弟姐妹沒照顧好爸媽，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鍋。
你們商量好了嗎？李霞免不了問。
那些讓家屬們看了難過的治療辦法，比如約束，所有約束都很煩的，每兩小時要巡視，怕他們掙扎，壓到血管；還有電療，都是微量電流，在老年病房里，要考慮到老人的血壓問題，也很繁瑣。這一切，是與病人的死亡念頭搏斗，是為了病人能冷靜下來，重新開始交流。
李霞會建議家屬，必要的話，尋求警察的幫助，因為，重度抑郁癥和心臟衰竭一樣，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時一刻，如果治療得當，可以懸崖勒馬。
齊志明對這類送院治療沒有什么了解，隱約聽說過電擊，覺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后，他有時會想，如果知道，哪怕難受，也要給她送到醫院去。
現在，對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齊志明藏在心里的東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過不少人的后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輕很多的，原以為已經看淡了，都是自然規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難受。
我愛她，愛得可以說很深吧。他說。
妻子死后，他拼命做夢，夢見的都是他們年輕時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憶。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陳慧娣、齊志明、許淑英、鄭華、孟和為化名。）